作者：刘怀玉

 

　

　　近几年来，关于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国内学术界又开始有了争论。首先提出问题的是章培恒同志，他在《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的文章，对现在国内通行的《西游记》为吴承恩作的说法提出疑义。接着，苏兴同志在同一杂志1985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表示了肯定的意见。1986年，章培恒同志又在《复旦大学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再次阐明他否定吴氏著作权的理由。其间，《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四辑上，发表了谢巍同志的文章《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杨秉祺同志的《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作》，他们分别论述了肯定或否定吴承恩作的意见。现将他们的宏论要点摘编如下：

　　章培恒认为，鲁迅和胡适“他们用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在那里有着如下的著录：‘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需要注意的是：天启《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多少卷或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那又怎么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作为小说百回本《西游记》，而不是与之同名的另一种著作呢？”吴玉搢在《山阳志遗》中的著述的依据来自天启《淮安府志》，但他也未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天启《淮安府志》记载的《西游记》是通俗小说。阮葵生《茶余客话》的著述乃是据吴文转引，恐怕他连天启志都没有查。丁宴的考证基本同于吴、阮，“而鲁迅先生与胡适对这问题的考证，又均不出吴、阮、丁的范围。总之，他们都未能排除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乃是游记性质的作品的这种可能住。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断定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实嫌证据不足”。

 

　　苏兴认为，将天启志的《西游记》说成是通俗小说，“非吴玉搢一人率而言，阮、丁、鲁、胡盲而从。”“我们要来研究吴玉搢是怎样由‘杂记’而联及《西游记》，不迟疑的认定吴承恩《西游记》便是百回本《西游记》小说。很显然，他是由‘杂记’字样的前提定语即‘复善谐剧（谑）’联结得出的。万历二十年陈元之序《西游记》，概括作者的特点便是‘滑稽之雄’。这是读《西游记》者的共感。吴玉搢由‘滑稽之雄’联想及于“善谐剧’者作的‘杂记’，把《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重合到百回本《西游记》身上，曾无间然。吴玉搢的逻辑思维是这样的严密而唯物。阮葵生、丁晏、鲁迅深体此旨，一致赞成吴玉搢此种理解。”天启志云，吴承恩“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吴承恩的‘杂记’具有‘谐剧’的风格和内容，且因而‘名震一时’。这样的‘杂记’是什么？《禹鼎志》不足当之。”“过去时代人们对笔记小说与通俗小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把通俗小说称之为‘杂记’，大约也可能。”天启志“编撰者是把吴承恩的《西游记》与‘杂记’联结起来谈的，就不能讲什么‘孤证’，游记类的东西既不需要‘善谐剧’者来写，也难于因而‘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是当时当地人，‘孤证’也可以‘立’”

 

　　关于今见明刻本《西游记》没有作者署名的问题，苏兴认为，第一，“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在刻本上不署作者名字的尽多，岂独《西游记》？”“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第二，陈元之序所说“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吴承恩有过荆府纪善之命，与此相合，可以作为“有力证据之一”。第三，“华阳洞天主人校”问题。华阳洞天主人就是吴承恩的好友李春芳，此可为吴承恩撰著权的印证。

 

　　章培恒反驳说：第一，“仅此‘善谐谑’而没有‘跅弛’的气概，是写不出百回本《西游记》的。而在天启《淮安府志》的吴承恩传中，却找不到吴承恩有任何‘跅弛’的特点。光是根据‘善谐剧’三字，就把他跟‘跅弛滑稽之雄’的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等同起来，这正是犯了以局部代替全局的毛病，是一种思想上的片面性，哪里是‘严密而唯物的’‘逻辑思维’？”另外，“吴玉搢所想是否与苏氏所说一致，以及吴玉搢是否看到过陈元之的《序》，都还是问题。”第二，关于吴承恩传与《淮贤文目》是否前后“映照”，“我们最多只能说：这二者可能是相互‘映照’的，但也可能并无‘映照’关系”。所以，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对于“杂记”是否就是通俗小说问题，章培恒认为“在尚未找到称通俗小说为‘杂记’的先例的情况下，恐怕还是把那部与‘杂记’相映照的《西游记》视为笔记小说为稳妥”，但这“二者未必真有‘映照’关系”。

 

　　章培恒认为，“陈元之序所透露出来的作者的消息”，与吴承恩的身份“并不相合”。第一，“八公之徒”是指无官职的门客，“纪善虽是闲职，但到底是官员”。第二，“根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仅有鲁王府与《西游记》有关。”“而吴承恩为鲁王门客的事，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无资料。”所以，陈元之的序“对于把百回本《西游记》视为吴承恩的作品颇为不利。”第三，说华阳洞天主人是李春芳，“其证据实在很难成立”。其一，华阳洞天主人并非一定要是句容人；其二，即使确是句容人，也不一定非是李春芳不可；其三，罗洪先的诗只是说李春芳同东方朔一样“避世金马门”，并未说他有华阳洞主的号；其四，即使李春芳与通俗小说有关一事，明末熟被人知，但也未必与《西游记》有关。

 

　　杨秉祺则认为，“明清官修的地方志都不收章回小说”，“官修各级地方志的撰写者是这样地恪守成规，不能稍有逾越。如光绪《乌程县志》收了凌蒙初的廿部其他著作，但偏不收他的《二拍》，收录了董说的八十五部其他著作，但偏不收他的《西游补》，收了陈忱的其他著作而偏不收他的《水济后传》……”所以，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西游记》必非章回小说。”

　　章培恒同志认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只是普通的游记类的作品。吴承恩西赴荆府，“写些游记，更完全是情理中事”。黄虞稷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目录学家，《千顷堂书目》系其私人藏书，“殆尽目睹”，不会分错类，它的著录是可靠的。“我们若要肯定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除了必须有足够的旁征来证明《淮安府志》著录的《西游记》是小说外，还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千顷堂书目》关于此书的分类是错误的。而鲁、胡二氏的考证皆未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杨秉祺认为，《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的《西游记》是舆地类的游记。因为《千顷堂书目》中“也不收任何章回小说”，“‘千书目’明白无误地把吴著《西游记》列入卷八‘舆地类’的诸游记中，”“《西游记》和它前后相邻著作一样：是游记而不是章回小说。”“古代文体名称中，‘记’中的‘游记’与‘杂记’基本上属于一个范畴。”“《府志》暗示它是‘杂记’‘千书目’把它排在诸游记中，两书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吴著《西游记》是一部记游性质的笔记”。

 

　　苏兴认为，将吴承恩《西游记》载入史部舆地类，是《千顷堂书目》的误载。其原因第一是“黄虞稷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没有目验，是见书名想当然的误载。”“《千顷堂书目》是为了给编《明史·艺文志》做准备，非个人藏书目”。张钧衡云，《千顷堂书目》“并非悉据旧目，”这就是说“黄虞稷确实藏有许多明人著书，但也据旧目，只是‘非悉’而已。”《书目》中列有《永乐大典》、《明实录》等书，如认为黄家实藏有这些书，实令人“很可疑”、“吃惊”，而所列《永乐大典》的卷数与今通常说法也不一致。第二，“吴承恩不能写一部游记的《西游记》”。因为“吴承恩罢长兴丞后，虽然有荆府纪善一职的任命，他却没有到任，没有由东向西去荆府的西游”。

 

　　章培恒认为，苏兴所说黄虞稷著录时“没有目验，”是“误载”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吴承恩是否曾赴荆府纪善之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苏兴除了论证未赴荆府纪善之任外，提不出其他证据来证明其未曾进行过任何其它的由东向西的旅行。这样，又怎能得出吴承恩不能写一部游记的西游记”的结论呢？

 

　　谢巍同志说，吴承恩确实未有赴荆府纪善之任，他为苏兴此说提出两条补证，证明吴承恩隆庆二年至万历十年间的踪迹，是没有远走西陲，也役有去过蘄州，更不会再去“屈就荆府纪善”，他不会有西行材料撰游记之类的《西游记》。

 

　　谢巍认为，《千顷堂书目》著录及分类“体例特异”，“而且颇多错谬之处”。他从该书卷三经部中列举了《素王事纪》、《孔子通纪》，《孔圣图谱》等五书“分类不当，著录书名、卷数有误”的情况。又从卷五史部别史类中列举了《平台召见纪实》、《茶史》、《乙卯召对录》证明黄“并未检读”原书，“分类有想当然者”。又举《贻安堂稿》、《弹园杂志》、《林居漫录》等六书，证明其错误分类。卷六史部舆地类（上）中也有不少错误，他列举了《雍大纪》、《雍胜略》、《雍语》等书。即与吴承恩《西游记》著录在一起的卷八史部舆地类（下）中也有同样错误，如《山海经补注》、《山海经释义》，《四库全书总目》定为小说，而黄则入舆地，这证明《千顷堂书目》，舆地类中收有小说。谢巍认为，“《千顷堂书目》著录不是没有错误，而是有很多错误（王国维批校本列举其讹误达一百多条，我又考稽得百余条）。有的并未看到原书，或稍检读原书，仅凭书名著录。”“有的分类显然不当，随意设门（尤可奇者，将年谱置于刑政门下），混杂不清。《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史部目录类（一），评《千顷堂书目》经部‘其分合为不当’，‘其删除亦未允也’。评史部‘至于典故之外，又立食贷、刑政二门，则赘设矣’”。谢说，《千项堂书目》“将吴承恩作的小说《西游记》分入史部舆地类不足为奇”。

　　章培恒文章说，吴玉搢所说“书中多吾乡方言”问题，天启志与“吴、阮、丁都未说明书中的哪些词语是淮安方言”。以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北京第二版的《西游记》注释中明确提到的七条淮安方言看，“至少有四个不是淮安方言，或不能仅仅作为淮安方言，”所以，“‘书中多吾乡方言’、‘观其中方言俚语，皆难上之乡音街谈’至少是并不确切的。”章认为书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吴语地区的方言”，并列举了十条“明显”的例子，是“淮安及其附近地区的方言中，都不这样使用”。百回本之前至少出现过一种题为《西游记》的比较简单的本子，百回本即据此加工而成的，因此出现了两种方言并存的现象。用《永乐大典》所收的《西游记·梦斩泾河龙》与百回本对照，大典本“存在苏北地区方言，却无吴语方言；经百回本的作者加工后，增添了吴语方言。”因此，“《西游记》中的方言并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为淮安人，倒是提供了若干相反的证据”。“我认为，见于《永乐大典》的《西游记》的作者为江苏北部人；百回本的作者若是吴语方言区的人，也不无苏南人的可能。”

 

　　杨秉祺认为，“若小说所用语言确是淮安方言”，只能证明作者是淮安人而不能证明作者是吴承恩”，但“这个论据本身并不确立”。“实际上，小说所用的方言是北方话而非淮安方言，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分支。书中许多淮安方言词只是北方话词汇中的一部分。整个北方方言区的人读‘章（回小说）西游’都会发现，其中有些方言词正与自己家乡的方言一样，因而感到非常亲切，但又有一些方言词不是自己家乡所有的。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就会使许多北方次方言区的人都会认为‘章西游’是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写的。”“‘章西游’中现在考查出的真正准安方言词也不过六、七个”。

 

　　苏兴认为，“《西游记》中的方言不可能专属之淮安，清初的黄太鸿说《西游记》‘篇中多金陵方言’（《西游证道书跋》），证明书中的方言亦通于南京。吴玉搢和丁晏只是说‘多吾乡方言’。没有说方言皆属之淮安；阮葵生说得太绝对了，‘皆’字不恰，过头了。”“考虑到吴承恩常跑南京，在嘉靖初年即与吴人文征明、王宠等交往，到苏州与文征明同泛石湖，等等，他的口头生活用语夹杂点吴区方言词也是可能的。”“认为如果《西游记》真有三条方言独属于淮安，那么倒也是对《西游记》乃吴承恩作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旁证，因为这是非淮安人办不到的。”“从现有情况看，说多淮安方言，虽不够十分确切，还可以；说不但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倒反而显地百回本的作者是吴语方言区的人，则和阮葵生的‘皆’字有类似之点，太绝对了” 。

 

　　章培恒认为，既然《西游记》中的方言是包括淮安和吴语区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的“较大范围内是共同的”方言，那么，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就不一定是淮安人。关于三条词语中“□（左木右圈）户”未必就是淮安方言中的“烂糊的意思”的那一个词，其余两条方言词语别的地方也有。不能凭此三条来“断定作者是淮安人”。

 

　　谢巍同志认为，“在明代，淮安是漕运总督兼巡抚凤阳、淮安等四府三州的驻节地方，这四府三州正是江淮地区。一般说淮安方言，常代表江淮方言，而不是指今日的淮安县的方言”。至干《西游记》中“有相当数量的吴语地区的方言”问题，一是由于版本造成的。世德堂本最早，保存淮安方言最多，而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本是用几乎没有保留淮安方言的其他本子补配的。第二，刻者校者对原有淮安方言作了大量删改，增添进校梓者方言，因此，“即使世本有若干吴语，或者有校梓者改换的‘金陵方言’，也就可以理解了。”李卓吾评本全似吴地刻本；“将此本与世德堂本对读，可以看到校梓者改去原有的淮安方言，而换以别种方言，或者说是‘吴语’”。至于吴承恩本人“自有精通这两种方言的可能性”，但并不因为他当过长兴县丞，而是因为他家前辈在吴地做官，父亲经商可与吴语地区客商交往，不少亲友来自吴籍，文友中吴语地区人更多。吴承恩学会吴语方言是有许多条件的。

 

　　谢说，对于吴玉搢、阮葵生的那两段话，应考虑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可以看到的早期本子“决不是将淮安方言尽量删换的刻本”。“如以今天的整理本中不见大量的淮安方言，来责难康乾时的吴、阮两氏说话‘并不十分确切’，似乎是欠审慎的。”                                             

　　章培恒同志说，有的同志为了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作，还用《二郎搜山图歌》、《禹鼎志》和云台山、水帘洞作为旁证。但是，“这三条旁证也都难以成立”。关于《二郎搜山图歌》，熟此故事的“绝不会只是吴承恩一位”。吴承恩习惯称二郎神为清源公，而小说中却称之为“二郎显圣真君”等，从未称清源公，说明“作者是不喜欢或不习惯于使用（甚或根本不知道）“清源公”这一称号。小说中二郎神本人根本未曾搜山，是由四太尉等进行的，直到第28回才补叙放火烧坏，与《搜山图歌》情节不合。

 

　　关于《禹鼎志》，“虽跟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身份相应，但在明代，由于戏曲小说繁荣及其在文学上地位的提高，喜爱小说、作有志怪小说甚或通俗小说的人并不太少”。因此，以此作为吴承恩系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旁证，并不有力”。另外，吴自言奇闻“贮满胸中”，经过“与懒战”，所作的《禹鼎志》仅十数事，其余都忘了。“哪有材料来写百回本《西游记》？”“天启志的编者当还存在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故对《禹鼎志》不屑著录”。“倘吴承恩《西游记》是通俗小说，天启志的编者又怎肯加以著录？

 

　　关于水帘洞名，“《朴通事谚解》所引述的《西游记》，一般被认为是元末明初的小说，但其中已把孙悟空所住之洞名为水帘洞”。“假如《西游记》中的水帘洞之命名确是受了云台山水帘洞的影响，那也只能用来证明元末明初《西游记》作者为那一带人，而不能用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为淮安人”。又据日本学者研究，《西游记》中许多地名在何乔远《闽书》中都有，“与其说是受淮安的水帘洞的影响，实不如说其受福建的这一系列地名的影响。”

 

　　关于这三点“旁证”问题，苏兴认为“无关大体，它不能成为是或否的根据。大前提定下来了，百回本《西游记》能证明是吴承恩作的了，则《二郎搜山图歌》、《禹鼎志》、云台山水帘洞，会跑来烘脱百回本《西游记》；否则，只能给作过游记《西游记》的吴承恩涂点色泽。”谢巍同志最近撰文《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再研究》，对此亦有论述。

 

　　章培恒说，“桂馥《晚学集》卷五《书圣教序后》的附记中有‘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之语。过去因肯定《西游记》为吴承恩作，对这一记载都不加以重视，但这一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似也值得研究。”

 

　　苏兴说：“我颇疑桂馥所指即清人通常认为的丘处机作《西游记》一事。”“是不是过去人们可以把‘白云’二字代丘处机呢？是不是刻本《晚学集》不知什么原因把称呼丘处机的什么‘白云’误成许白云了呢。”而《晚学集》中就曾谈到过白云观事。

 

　　杨秉祺文章中还提出两个问题：

 

　　一、以“章西游”中许多文言诗词与吴氏诗文集中的诗词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的词极不相同，足证二者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二者在描写秋冬景、春景的习用词不同，“风格也不相类：吴的诗词较板滞，远不及‘章西游’诗词的洒脱流转”。

 

　　二、反对尊崇道教、反对崇道灭佛，这种思想在《章西游》中至为突出。从抒发这种思想的时间和条件看，小说不可能出于吴手。小说的“作者对于佛道两教都是不太尊重的”，但“对道教的态度则严峻得多”，“对‘崇道灭僧’的宗教政策尤其反感”。“这反映当时的一部分社会现实”，是“针对明世宗朱厚鏓的昏乱措施而发的”。但“从吴的诗文集中看不出这类思想的任何流露。与此相反，文集中正有歌颂明世宗尊崇道教的文句”。“明世宗专横残酷，听不进反对崇道的意见。杨爵、杨最、海瑞都因反对他崇道而被下狱，杨最且被拷死狱中”。“明世宗在位时这部小说的写成和刊出是不可能的。它的写成和刊出应在世宗去世后才有可能。但世宗死时，吴已六十七岁，在剩余的残年余力中写出这几十万字的鸿篇巨著，按通常情理是不可能的”。“章西游”“作者应比吴氏小廿岁左右才合情理。成书刊出的时间当在隆庆、万历年间”。

       五、争论的启示

　　总括起来，这次争论有如下特点：参与争论的人数不多，发表的文章也不多，只有几个人写了几篇文章而已；争论的时间不太长，前后只有二、三年时间；争论的内容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一般说来，都是围绕旧问题旧材料，提出一些新的或重复一些老的意见而已；而一些新的不同于过去的意见，许多是来自国外前些时候的议论。

 

　　这次争论可以引起人们对《西游记》作者的思考与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但就争论本身来说，却没有什么结果。当然，学术上的争论是不会有人出来充当仲裁，给争论做个什么结论的；当一种理论因为它的正确与合理，被学术界接受了，其他的说法逐渐被淘汰，这就是结论。这次的争论，就目前状况来说，是不会有什么结论的，或者说不会有什么惊人情况出现的。人们对《西游记》作者问题，只好仍从过去的成说。因为这次争论的问题，大都是人们熟知的，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更重要的是，论者没有提供新的材料和新的根据。但是，争论本身启示我们，对于《西游记》作者问题，我们还要作更深入细致的基础研究，不断发掘新的材料，逐步为肯定或否定吴承恩的著作权，提供实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