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影
鲁迅先生认为《西游记》“作者虽儒生,此书实出于游戏”,如果从作品风格的谐谑来看,这话也不无道理,但是正像曹雪芹呕心沥血地写作《红楼梦》一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决不可能凭着游戏的态度就能诞生的。作家出于才性、偏好、机缘等的原因可能会在其作品中采用不同的表现方式,使《西游记》一类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超幻的、似乎远离现世的奇异风格,但是作家的人生阅历,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与思考,不可避免地会在凝聚他毕生心血的作品中得到最深刻的反映,透过小说虚幻的表层,我们是可以把握它的现实内涵的。
一 统治者:识人重才,礼贤纳士
识人重才,礼贤纳士,这是贯穿《西游记》全书的人才思想,也是其人才观的核心。这主要是对统治者的期望与要求,当然也只是一种理想的愿望。中国的知识分子早从屈原开始就一直做着这样的美梦,但是几千年来真正能做到这八个字的圣君良主,简直寥若晨星,现实更常见的情况是群丑窜跳,奸臣当道,“钟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陷虚耗”。可是胸怀忧愤、忠君爱国的传统文人,仍然在正义感、责任感的驱使下,踏着前驱者的脚印艰难地跋涉在盛世的梦想中,或直截了当或委婉含蓄地向统治者提出种种的忠告,试图给他们以警示,幻想着能够促成明君的早一天诞生。
《西游记》的作者也在有意无意中履行着这个似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我们可以从小说发掘出他对统治者在人才使用上的一些劝诫与期望。最突出的是他认为统治者应有“三忌”,首先就是要分清忠奸,忌依旁门。要想成为贤君良主,不仅要礼贤下士,而且必须要能分清真伪,辨明忠奸,重在一个“识”字。否则将会使奸佞小人沆瀣一气,迫害忠臣良将,导致朝廷昏暗腐败,国家动荡不安,长此以往不仅难觅良才,甚至使民心忧离,社稷倾覆。《西游记》中乌鸡国国王对全真就是一例,他全不查全真的来龙去脉,不观其品行举止,见其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就与他八拜为交,以兄弟相称。结果被妖精推入八角琉璃井,成了孤魂野鬼。车迟国国王更无识人之念,他见虎力、鹿力、羊力不仅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又能“祈君王万年不老”,于是就“君臣相敬”,“结为亲也”。从此把和尚视为无用之辈,结果举国两千余众僧人,被折磨死了大半,还派“快手”、“缉事”,擒拿逃僧,甚至连“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三妖被诛,这国王竟然“满眼垂泪,手扑着御案,放声大哭。”惹得孙悟空大怒,骂他“怎么这等昏乱!”比丘国国王把献美的妖道视为良才,尊为国丈,并听信妖道之言,要以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作药引,以求千年不老,如此昏聩而又残酷,如果不是孙悟空,早晚不是死在妖道手上,也会被怨愤的民众掀下王座。
其次统治者还要善于提拔重用人才,忌对人才瞒哄欺骗。历代君王,不管是贤明还是昏暗,其实从他们的主观愿望与现实来看,也都在积极的网罗人才,因为要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种渗透骨髓的深刻意念。但是出于人性的弱点,尤其是昏庸君主的贪于享乐,荒于朝政,又使他们对那些敢于犯颜直谏或忧国忧民、勤于政事的贤臣才士,憎恶厌倦、避而远之,再加上识人的不明,使得才而不用的情况比比皆是,才士们常常局于一隅,空有满腔抱负,无处施展。小说中玉皇大帝可说是个“甚不用贤”的典型,在对孙悟空的使用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孙悟空是日月天地孕育的精灵,武艺高强又善治兵,使七十二洞妖王归降,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铁桶金城”。对此等非凡人物,玉帝却不识也不用,即使听了太白金星的话,将孙悟空招入天庭,也只封他一个不入流的小官职“弼马瘟”,瞒哄欺骗,不施真诚。并振振有辞“凡授官职,皆由卑而尊,为何嫌小?”强调等级制度的森严,而不能对真正的人才进行超擢与重用,十分的昏聩。二次招安后,再次瞒哄欺骗,又给他一个有官无禄、有名无实的齐天大圣称号,派去看守桃园。终于逼反孙悟空,大闹天宫,搅得灵宵宝殿天翻地覆,吓得玉帝无处藏身。
最后是要忌以貌取人。唐僧师徒四人,除唐僧“相貌堂堂,风姿英俊”,其他三人皆是相貌丑陋之辈,可是正如唐僧所说,他们三人“丑自丑,却都有用。”这就直接阐释了有才有用之人未必貌美的道理。在具体情节的描写中,作者又多次批驳了以貌取人的错误观念。如第十八回,高太公见孙悟空相貌凶恶,十分害怕,骂高才引错了人等。孙悟空就说道:“老高,你空长了许大年纪,却不省事!若专以相貌取人,干净错了。我老孙丑自丑,却有些本事,替你家擒得妖精,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还了你女儿,便是好事,何必谆谆以相貌为言!”再如第三十一回里百花羞公主不识孙悟空,说道:“你这般一个筋多骨少的瘦鬼,一似个螃蟹模样,骨头都长在外面,有甚本事,你敢说拿妖魔之话?”行者笑道:“你原来没眼色,识不得人。俗语说:‘尿泡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压千斤’……咱老孙小自小,筋节。”第六十二回当祭赛国国王见到孙悟空相貌大惊时,孙悟空就忍不住厉声高叫道:“陛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若爱风姿者,如何捉得妖贼也?”第六十七回里孙悟空又告诫一指路老者道:“相法云:形容古怪,石中有美玉之藏。你若以容貌取人,干净差了,我虽丑便丑,却倒有些手段。”清代人刘一明也发现了这一点:“《西游》写三徒,皆具丑相。丑相者,异相也。异相即妙相。”正如《西游记》中布金寺长老就慧眼识人,一反常见,赞孙悟空“貌古神清”,是个有神通、法力的高人。
小说为了强调说明不可以貌取人,还以正反两方面的故事作例证。第三十回,宝象国国王本已听信唐僧言语,可是马上又被妖精的风神之形所迷惑：“见他耸壑昂霄,以为济世之栋梁”，从而冤枉了唐僧。祭赛国国王听孙悟空说要为他除妖还宝虽回惊作喜道：“圣僧说得是,朕这里不选人才,只要获贼得宝归塔为上。”言下之意,犹以相貌为衡才的标准。与这些君主相比,唐太宗则大不相同。唐僧虽有庄严宝像,但并非以此超擢,而是太宗“查得他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经万典,无所不通,佛号仙音,无般不会。”选中唐僧后,又对他十分尊重,甚至结拜为义弟,识人而重才,因此唐太宗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君主的标本,盛赞他:“好一个有道的君王!”。
此外,从《西游记》中我们还可看到,作者对“明赏罚”也极为重视。小说中的玉帝就是一个赏罚不明的统治者,他的天庭因而时时不得安宁。黄周星感叹《西游记》中有“罪轻而罚重者”,有“罪重而罚轻者”。泾河老龙与万圣龙王俱罪不致死,而“元恶大敦九头,反得翱翔远逝,流毒至今,令人不胜遗恨。”还有像沙僧只不过失手打碎琉璃盏,便被打了八百贬下界来,每日飞剑穿胸肋百下;小白龙也只不过火烧了父亲殿上的明珠,竞被处以忤逆,要不日即诛;而书中那些能呼风唤雨的妖精们,如全真、虎力等未曾获得玉帝旨意,却可随意地刮风下雨,要挟百姓进贡花红果礼。那偷了王母娘娘九叶灵芝草的万圣老龙的公主和偷食如来香花宝烛的金鼻白毛老鼠精,却也都平平安安,若非遇到孙悟空,一个个照样在下界夺宝吃人,快快活活。玉帝罚既不当,赏也不明。自己的外甥显圣二郎真君,与孙悟空本领不相上下,却放于天庭之外。在捉拿孙悟空时玉帝亲口许诺:“成功以后,高升重赏。”结果却只赏他“金花百朵,御酒百瓶”等,高升没有,仍放置在下界,一如既往既不识人,也不重才。因此统管天界的最高统治者在小说中却彻底失去了神圣庄严的面目,常常受到作者毫不避忌的冷嘲与热讽。
二 臣子才士:举贤进才,除忧安民
举贤进才,不斥异己;施才尽责,除忧安民,也同样是《西游记》人才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当然主要是对臣子才士的一种期望和要求。关于《西游记》学术界虽然对是否为吴承恩所作一直有不同意见,但大致都认定这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最终定型于明代中期。结合时代背景,我们知道明代自英宗时遭遇“土木堡之变”的惨败后,统治者们就逐渐失去了太祖、成祖时励精图治的精神和强悍有力的作风,变得贪于享乐,安于现状,在与少数民族和外来倭寇的对决中一直处于守势和劣势。他们要么昏庸无能,要么荒淫残暴,不辨忠奸,使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如正德年间的刘瑾、嘉靖年间的严嵩、徐阶等,他们大权在握,结党营私,迫害异己,压制人才。而明代开国以来一直实行的八股取士,形式与内容呆板陈腐,也不利于选拔真正的人才。许多盛名一时的文人才士却屡挫场屋,把大半辈子的精力和智慧都消耗在没有多少价值的八股文的写作上,正像袁中道所愤懑的那样:“一生心血,半为举子业耗尽!”(《答秦中罗解元》)尤其让人慨叹的是,不仅奸佞小人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许多文臣才士也是如此。由于明代庙堂文化的独尊程朱及倡行“简严质朴”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因而“明代文人中不仅是贴近庙堂文化者往往沿袭‘简严质朴’和将此异化‘独断’的思维方式……而且游离庙堂文化、有志于诗文革新者也有不少落入了‘简严质朴’和将此异化为‘独断’的思维方式的窠臼。”这就使得不同学派之间不仅常常在文学观点上互相攻讦,甚至在政治上也排挤打击,许多才士用世的梦想竟因此而彻底地幻灭。
《西游记》作者想必对现实深有所感而又深切不满,在小说中他就以朱紫国之事,反衬现世的黑暗与朝政的弊端,表达了对臣子们举贤进才,不斥异己的真诚期望。小说中朱紫国国王病体沉重,太医无措,只得张榜求医。孙悟空一则想看这君王是否敬贤礼才,二则要显摆能才之架,也可求得国王心安,所以一定要国王亲来迎请。看榜校尉一听,思忖道:“口出大言,必有度量。”遂报与朱紫国王。国王也极为谦恭,叫文武百官代表他以君臣之礼敬待来自外国的“神医”。待见面时,国王因害怕孙悟空相貌凶恶,不肯就医,众官听到太医赞孙悟空:“这和尚也说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须望闻问切,谨合着神圣功巧也。”深以为然,竟毫无妒才之意,惟有举贤之心,力劝国王就医。医罢用药时,太医们也谨遵孙悟空之命速速采办了八百八味药物及制药之器,没有任何的刁难与怠慢。这样,从校尉到太医到百官,全都以国王病体为重,举贤进才,不斥异己,无怪朱紫国物阜人盛,作者也称赞它“真不亚大唐世界!”而比丘国国丈,作者虽未写其如何结党营私,拔除异己,扶植自己的势力,但从他金殿上与唐僧谈佛论道、两法相斗而满朝文武一边倒的喝彩等描写中即可看出这种现实现象的存在,作者的褒贬也是不言自明的。
而臣子才士一旦获得用世的机会,就要施才尽责,除忧安民。那些尸位素餐,苟且保全者,是受到作者唾弃的。真正的人才要不畏强权与邪恶,敢于为民除害,像孙悟空一样“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一部《西游记》其实就是孙悟空斩妖除魔,除恶务尽,与民消灾的个人英雄传奇。他虽然武艺高强,喜爱战斗,能把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敢于反抗玉帝如来无上的权威,西行路上却很少无故伤人,并从不滋事扰民,而专救民间灾害。既救一庄一户之百姓,也救一郡一国之黎民。这样的例子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第四十七回,他为救幼童一秤金和陈关保,便与猪八戒变做儿童模样,斗败金鱼精,并请来观音为庄户人家杜绝了后患。第九十一回,三个犀牛精假充佛祖,偷吃贡油,连累了天县灯油大户,孙悟空便与一干天神人等擒杀犀牛精,为民除害。第八十七回孙悟空“劝善施霖”,救活了一郡百姓。连唐僧都赞他:“贤徒这一场善果,真胜似比丘国搭救儿童,皆尔之功也。”沙僧也道:“比丘国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怎似这场大雨,滂沱浸润,活够万万千千性命!弟子也暗自称赞大师兄法力通天,慈恩盖地也。”
此外,《西游记》中还蕴涵着这样一种思想:要善于培养人才。这不仅给统治者开拓了获取贤才良士的思路,也给真心举贤进才的臣子们提供了培养人才可以借鉴的方法与手段。《西游记》中菩提祖师就很成功地使一个好动好闹的顽劣石猴,变成了一个好学勤奋的美猴王、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他每隔一段时间即查探孙悟空的学艺进境,指出他所学功夫的缺陷与不足,列举更高强的技艺,教导他:“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菩提的教育方式使孙悟空领悟到学无止境,激发出好胜心,逐步掌握了七十二变,学会了筋斗云。唐僧虽也被孙悟空尊为师父,但显然缺少菩提祖师的睿智。不懂得教育上的循序渐进,对孙悟空的顽劣行凶,不是唠唠叨叨的责备,就是大念紧箍咒,结果师徒不睦,各怀二心,几次逼走了美猴王。不过,他能以身作则,行善积德,意志坚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徒弟三人对唐僧越来越钦敬和尊重,终于齐心协力,共赴西天。玉华郡孙悟空三人收徒,也体现了作者养育人才的思想。他们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大王子善使棍就拜了孙悟空,二王子善使耙就拜了猪八戒,三王子举得降妖杖,正好归了沙和尚。孙悟空又见他们凡胎俗骨无力量,使不得他们的兵器,“恐学之不精,如‘画虎不成反类狗也’。”便先传神力,再授武器。《西游记》在人才培养上所体现的思想方法,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并未过时的。
三 保守性与进步性
自《西游记》问世以来,许多学者就为其中所体现的宗教思想争论不休,有的说是道家的“明心见性”,有的争论明明是宣扬佛家教义,更有人认为《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亦何有于仙佛之事哉?”完全秉持儒教论调。其实《西游记》中所体现的宗教思想是复杂的,这与三教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渐趋合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自汉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因此处于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的小说作者,其思想也相应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态。
生活于明中叶的小说作者,不可避免会深受自明初以来大力提倡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的浸染,一种忠君卫国、等级尊卑的正统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使得他敢于对现世大胆嘲讽与批判的小说,在人才观上仍然透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和保守性。这集中体现在对孙悟空战斗者形象的塑造上。他笔下的孙悟空虽然桀骜不逊,勇于斗争,敢于反抗权威,甚至揭起了反叛的大旗,但这实际是得不到玉帝重用的被迫无奈之举,从他取经途中常把反帝的过去当作向人炫耀和洋洋得意的资本,就可看出他所要的不过是改善自已在正统世界中的地位,而不是真想彻底颠覆旧的世界,建立新的世界与秩序。这种忠君卫国,等级尊卑的观念在孙悟空对待取经途中所遇昏庸国主的态度上得到了鲜明突出地展现。车迟国国王昏聩残暴,任用虎力、鹿力、羊力残害僧民。孙悟空虽当面骂他昏乱,却还是帮他除去三妖,稳了江山。比丘国国王贪恋美色,残害小儿,孙悟空竟还教他祛病延年之法,连寿星也给了他三个长生枣儿吃。他们的国都也都是祥光隐隐,瑞气氤氲,是真天子相。总之,对于这些胡作非为的君主,孙悟空并不剪除,而是“除了邪,治了国,劝正君主”。连灭法国国王残暴地杀害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无名和尚,孙悟空也仍然认为“虽是国王无道杀僧,却倒是个真天子”。玉华郡收徒,收得也不是平民百姓,而是玉华王的三个王子。三人课徒的目的也不外乎是让他们保护自家邦国,以使皇图永固,社稷安稳。这些情节都真实地反映出作者思想的确没有比当时激进的思想家们走得更深更远,君权的神圣性是他思想中一个难以摆脱的樊笼。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也并没有裹足不前,拘守于正统理学观念,落后于时代思想前进的标度。
明中叶后涌现的“任情适性”的新思想乃至追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潮,同样给予了作者深刻的影响。道家放旷通脱,自由不羁的精神,也曾在作者心底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些都使小说中孙悟空形象又鲜明地凸显出作者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性。孙悟空爱好自由、讨厌束缚,思想纵横不羁,他的看家本领七十二变与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毋庸置疑地体现出人们在精神上想要摆脱现实“物”的限制,获得更广阔空间和自由的愿望。出于正统观念,他安排了孙悟空被镇压乃至皈依佛门的下场,但是情感上他对孙悟空大闹天宫其实暗暗持着赞叹和欣赏的态度,因此他使“妖猴”反成了全书最引人注目、最光彩的主角,而诸神佛们却时常受到他毫不客气的嘲掳与讽刺。忠君卫国,等级尊卑的观念实际上也并不是以一贯之的。在人物萌发自我意识,确认自我价值时,最终脱离了礼教的樊笼,有了新的含义。小说第七十一回,金毛犰骂孙悟空怎么“替那朱紫国为奴”,孙悟空就喝道:“贼泼怪,说话无知!我受朱紫国拜请之礼,又蒙他称呼管待之恩,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你怎说出‘为奴’二字!”可见孙悟空对自我价值有了新的领悟和认定,他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强调这是一种感知遇之恩、见义勇为,勇于为人解忧排难的侠义举动而不是一种出于尊崇君权的奴性行为。因此就有人说,孙悟空斩妖除魔“与其说是为了‘替天行道’或‘建功立业’,毋宁说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和他特有的在斗争中开拓人生、获得无穷乐趣的心理特征。他既肩负着匡世济民的伟大责任,又不断追求自我的价值,两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作者思想的不为正统儒教所拘,当然还体现在小说的其它方面,比如对儒家传统理想人格的否定上。唐僧是一个绝对符合儒家“温良恭俭让”标准的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可是他在小说中的种种表现却显得迂腐而愚蠢,他的敦厚、仁慈、宽容倒成了惹祸上身的专物,使人感到传统的理想人格变得可笑而且可怜。孙悟空和猪八戒等就一反温柔敦厚之风,敢于夸海口,说大话,但说自负之言,哪顾谦虚之词。比起唐僧来,他们却很可爱,而且有用,是降妖除魔的人才,显得光芒四射。此外,作者在人才个性上也有了新的认识。传统才士们的出入世思想,隐含着一种消极被动性,强调机遇和随缘。不管作者是否在现实生活中突破了这种传统,他笔下的人物却作了飞跃。孙悟空们不仅能够“达”时兼济天下,也能够在“穷”时争取到“达”,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入世精神。正如他大闹天宫一样,如果坐等玉帝用贤,还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实现“达”。玉华郡时,若不是孙悟空三人各露其才,施展本领,又怎能使那三个小王子慌得“跪在尘埃,暴沙厅大小官员,并王府里老王子,满城中军民、男女、僧尼、道俗,一应人等,家家念佛磕头,户户拈香拜佛”呢?
明代袁于令《西游记题词》中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措辞虽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却说出了奇幻风格的《西游记》与“真”、与“理”的关系。我们应该撩起它神奇瑰丽的面纱,探察其中所蕴涵的种种现实的东西。通过对《西游记》人物与情节的细致剖析,我们可以总览作者的人才观,展露他对统治者和臣子才士们的不同期望与要求。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冷静客观的审视,作者的人才思想也仍然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给予现代的人们使用、选拔人才等方面以启发和思考,从而让我们能更好地接受与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